當日本詩人大岡信在他《朝日新聞》的專欄裡介紹了「台北歌壇」同人用日文寫的詩歌時，讀者反應之強烈好比他們忽然收到了闊別五十年的老情人的來信。為數不少的讀者和出版商紛紛跟編輯部聯繫，要看更多的作品。皇后美智子亦命令宮內廳官員複印該報紙寄給「台北歌壇﹂組織人孤蓬萬里（吳建堂），以示鼓勵。幾個月後，集英社出版了《台灣萬葉集》，包括約兩百名台灣人的兩千首作品和吳建堂描述其中三十四個人的生活經歷。
台灣人五十年的生活感受
日本讀者對《台灣萬葉集》的強烈反應，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原來不知道在台灣不僅還有人會講日語，而且還有人用日文寫詩歌。平心而論，那些作品的水平並不很高，只是他們跟日本文壇的直接來往斷絕好幾十年，在台灣發展了一種有獨特風格的日文詩歌，在日本人看來頗為樸素而非常新鮮。然而最重要的還是作品的內容，在三十一個日文音節裡，生動地表達出過去五十年台灣人的生活和感受。
翻譯詩歌極為困難，筆者只能試圖把吳建堂的一些作品的主要意思翻譯成中文如下：
「君往陸╲吾往海╲曾憧憬╲君戰死╲吾係異國人」（吳建堂指出，在二次大戰中有很多台灣人作為日本兵戰死，他們現在被祭祀在靖國神社。）
「殖民地╲可悲的命運╲慨嘆著╲回歸祖國之夢╲在蓬萊。」
「為光復╲歡欣雀躍之邦╲竟死在冤獄。」
「有空襲╲活過來之命╲卻喪在國軍手裡。」
「宿命乎？╲蓬萊之民╲一生更三度國籍。」
「曾崇敬為皇的老人╲在電視上的葬禮╲眼睛濕。」
「獨立或統一╲都係夢╲蓬萊之民╲幸福何時來？」
「為留『萬葉』之流╲在此地╲盡生命╲詠歌下去。」（註：《萬葉集》是日本最古老的詩集。）
被拋棄的老情人寄來情書
筆者認識的不少日本人看過這些作品之後感動得大哭一場。「台北歌壇」同人畢竟不是日本人，而是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長大的「日文族」（大岡信語）。他們繼續用日文寫詩，表示他們沒有忘記過去的因緣。而且《台灣萬葉集》的作品保存著一些現代日本人已經失去的、屬於傳統日本的價值觀念，如對皇室的尊敬和愛護。對日本人來說，這本書好比是五十年前拋棄的老情人寄來的情書；中國人說「一夜夫妻百日恩」，難道是真的？
語言是人和人之間最方便的溝通工具。同時，人和人之間的很多誤解也是語言所導致的。《台灣萬葉集》使日本人了解到老一輩台灣人的感受，這是無可置疑的。但他們並不代表今天的台灣；如今大部分台灣人不會講日語，更不會用日文寫詩。至於對日本皇室的尊敬，台灣的年輕一代根本不可理解。
日本老人的「信息時差」
日本颳起「台灣風」，先吹來的是「日文族」的聲音。這現象會不會在日本造成對台灣不正確的印象？筆者看來，越是年紀大的日本人，越容易忽略這裡存在的「信息時差」。
比如說，一九二三年出生的司馬遼太郎。他是出名的歷史小說家，前些時獲得了文化勳章。他在李登輝支持下寫的《台灣紀行》是戰後日本著名作家寫的第一部有關台灣的書，可以說是台日關係的里程碑。然而，他寫的《紀行》在形式上跟一般的紀行非常不同。去台灣採訪以前，他先閱讀大量關於台灣歷史的書，包括從古代到近代，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或台灣「日文族」寫的。
《台灣紀行》雖說是「紀行」，實際上一大半的內容是由司馬來重述他讀過的歷史；反映台灣現實的部分只屬於一小半。而且他也經常談及戰前曾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和台灣「日文族」（包括原住民）對過去的回憶。至於年輕一代，司馬接觸的只有輔仁大學日文系的研究生，自然都會講流利日文（所以沒有代表性）。
因此筆者認為，拋開里程碑的地位，《台灣紀行》這本書本身只有作為歷史書的價值。司馬遼太郎寫過關羽和劉邦，他也寫了鄭成功、孫中山、後藤新平（日據早期的民政官）和李登輝。對司馬的「歷史觀」，中國民族主義者恐怕會提出異議。他雖然原則上否定殖民主義，但對日本統治台灣的手法基本上給予肯定的評議。他幾次引用「常辛辣批評近代日本的邱永漢先生」的話寫道：「如果沒有日本統治，台灣島的發展水平大概跟鄰近的海南島差不多。」
政治上的曖昧成分
其實，以前也有人寫過台灣，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亦有日譯本。但是，他們對日本的批評較為尖酸刻薄，沒能引起日本人的共鳴。《台灣萬葉集》的成功似乎表示：要影響別人，最好的辦法不是講道理或加以批評，而是讓他們哭。
不能否認，「台灣日文族」的聲音在政治上有曖昧的成分。然而，客觀的現實是，這階段是和他們一代人要一起過去的。但願今後在台、日之間出現以相互尊重和平等關係為基礎的溝通。
摘自《台灣為何教我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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