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以來，台灣從日本人腦海裡消失了二十多年。不僅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而且連傳播媒體也很少報導有關台灣的消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大部分新聞機構取消在台北的分社，專門報導大陸新聞。唯一留下台北特派員的《產經新聞》是公認的右派報紙。在政界，只有自民黨右派人士公開跟台灣政府打交道。再說，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台灣都是臭名昭著的「日本買春觀光團」的目的地。總而言之，日本人寧願忘記台灣，假裝台灣不存在。台灣簡直成了日本的禁忌。
然而，這個情況已經有明顯的改變。筆者最近在東京跟一些傳媒界朋友談及有關海峽兩岸事務時發覺，他們不再忌諱談台灣，而且台灣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變得很正面。
媒體朋友不再忌諱談台灣
其實，這種變化是過去兩年慢慢發展，到現在已成氣候的，最容易看得出來的是傳媒對台灣消息的解禁。一九九三年五月份《朝日新聞》在頭版上前後十九次介紹了台灣人用日文寫的〈短歌〉，即由三十一個音節組成的傳統日本詩歌。曾經受過日文教育的老一輩台灣人戰後五十年繼續用日文寫詩，可是得到在日本發表作品的機會還是第一次。《朝日新聞》是日本主流傳媒的左派大本營，又是知識界的御用報紙。按過去的常識，他們會把大東亞共榮圈的遺產看作可恥的、不體面的東西，是不會予以宣傳的。
那些短歌作品（後來以《台灣萬葉集》為書名由集英社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回響。但當時很少有人注意《朝日》的突破，因為介紹這些短歌的不是《朝日》內部的記者，而是著名詩人大岡信在他自己的專欄上介紹的。儘管如此，該報的銷量超過八百萬，十九次在頭版上曝光的意義不可低估，可以說令上千萬日本人重新發現了台灣。
司馬給日本人補歷史課
接著，一九九三年七月份，《週刊朝日》雜誌開始刊登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連載《台灣紀行》。司馬的連載注重台灣的歷史，包括日據時期和從光復到解嚴的一段。多數日本人本來對台灣一無所知，司馬用歷史小說家的文筆給他們補上了台灣歷史課。
繼《台灣萬葉集》，這是又一次由外部作家在《朝日》刊物上給台灣大曝光的機會。司馬的知名度很高，再說《台灣紀行》的連載長達八個月之久，每個星期給幾十萬讀者看到有關台灣的文章。毫無疑問起了很大的教育宣傳作用。
之後，一九九四年五月份，《週刊朝日》刊登了司馬和李登輝的談話。眾所周知，當時李登輝談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又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因而引起了中共很強烈的反應。如果說《台灣萬葉集》和《台灣紀行》給日本人補上了歷史課，那一次談話則讓日本人知道了台灣目前的處境。當過去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朝日新聞》終於在自己的刊物上以「對談」的名義登出對台灣總統的一篇訪問時，《朝日》的轉向也很清楚了；《台彎紀行》其實為那次的談話鋪平了道路。
李登輝是亞運風波大贏家
不久後發生了廣島亞運會的風波。李登輝要去日本，中共曾一度威脅杯葛亞運會。雖然最後李登輝沒去成，但是更重要的是，那幾個星期在日本各大報的顯眼位置上天天出現了台灣總統李登輝的名字。他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可以說，透過亞運會的風波，台灣在日本報紙上成功地占了個位子。同時，被捲進中台對立矛盾中的日本，對中共的高姿態並沒有好感。總而言之，廣島風波的大贏家無疑是李登輝。
這兩年日本傳媒和輿論逐漸轉向台灣，主要由於台灣本身的變化。有了言論自由，台灣本省人的聲音才能被日本人聽到。《台灣萬葉集》和《台灣紀行》充滿著台灣人自述光復以後在國民黨統治下他們長期吃的苦。最近由集英社出版的《台灣的蕃薯仔》是台灣人蔡德本用日文寫的自傳性回憶錄。這種聲音恐怕在解嚴以前的國民黨治下是不可能讓外人聽到的。
批日與親日情結均過去
台灣的民主化對日本傳媒的影響相當大。過去，大家認為台灣＝國民黨。在那種情況下，誰跟台灣沾邊誰就是反動，因此對台灣最好敬而遠之。現在，冷戰成了過去，「六四」又把人們對中共的信仰徹底破壞了，在意識形態上，「左」的吸引力不再存在。同時，這幾年台灣進行了民主化。背著左派包袱的日本傳媒如《朝日》，不敢跟「反動國民黨」打交道，然而對方變成了「民主台灣」，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往台灣人的「親日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基於對國民黨政權的反感：跟「外省豬」比起來，「日本狗」顯得文明。在那種比較之下產生的懷舊心理或親日情緒，不能說是很健康；不僅是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感到彆扭，連有良知的日本人都覺得不舒服。顯然，隨著民主化的進展，台灣人已開始把日據時期和戒嚴時期都當作過去的事了。日本的中國通、共同社外信部副部長西倉一喜在《台灣的蕃薯仔》的書評裡寫道：「這本書充滿著黑暗時期結束後台灣人所感到的自由。」既沒有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那種情緒化的對日批判，又沒有懷舊派那種不健康的親日情結。
台灣：亞洲的「夢工廠」
在日本，正在「發現」台灣的不限於老一輩人士。《每日新聞》記者上村幸治寫的《台灣：亞洲的夢物語》（新潮社），是年輕一代的日本新聞工作者親眼目擊台灣民主化的報告。作為駐香港特派員，上村（一九五八年生）從一九八○年代中起經常赴台灣。他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不流血的革命，是亞洲的奇蹟；甚至說台灣是亞洲的「夢工廠」。
《每日新聞》在日本的主流傳媒界算是「中道偏左」，其中國報導仍然以大陸新聞為主。上村把他親自採訪的台灣當代史寫成書而由被視為右派的新潮社出版，恐怕是他任職的報社還不願意把太多篇幅給台灣新聞的緣故。雖然如此，像上村這樣年輕一代的記者開始以正面的眼光來看台灣是值得鼓勵的。他既沒有像一些老一輩人士般的「宗主國心態」，也沒有像在冷戰時期培養出來的記者般有「國共對立」的框框。
官方的轉變與大陸的因素
日本解除「台灣禁忌」到目前為止主要表現在傳媒和社會輿論上。然而，日本官方看來在檯面下也有接近台灣的趨勢。去年廣島亞運會風波發生時，有日本官員私下表示：日本不可能永遠不理會擁有兩千萬人口的經濟大國。據了解，後來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率代表團入境是日方主動提出來的代替方案。另外，駐東京的台灣記者過去不可涉足外務省大樓，最近一兩年這一項禁令的實施也放鬆多了。
日本颳起的「台灣風」自然不能排除兩岸角力的影響。首先是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政府積極展開對日「公關」取得的成績。司馬遼太郎寫《台灣紀行》（包括跟李登輝的談話）和廣島亞運會風波是兩個既明顯又成功的例子。其次有日本朝野對大陸的看法。這兩三年，「中國經濟熱」席捲日本，「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一類的說法到處可見。但是，越多日本人去大陸做生意，越多人了解在中國投資有多麼大的風險，中國的法制多麼不健全，官僚體制多麼腐敗。同時，日本人對「未來的經濟大國」中國有很深的恐懼感。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的結果，便是在東京或香港，很多日本生意人異口同聲地說的一句話：「中國的前景不可能太好。」這個時候，中國運動員服食禁藥，或中國黑社會湧入東京等消息，很容易造成對大陸不利的印象；而相比之下，台灣顯得可親得多。
日本形成「新台灣」形象
日本正在形成的「新台灣」形象，主要有兩個內容。第一是「台灣人的台灣」：日本人開始認為台灣問題其實不是「兩個中國」的矛盾而是「中國」和「台灣」的矛盾。第二是「民主的台灣」；而在現代社會，「民主」有安全、自由、開放、文明等積極的涵義。
筆者要強調，今天日本接近台灣跟過去蔣家王朝時代的「日華親善」有本質上的不同。台灣本身的變化反映在台日關係上；日本對海峽兩岸的看法也隨之變化。台灣之所以能夠在國際社會造成對其有利的輿論，說到底是因為實現了民主化的緣故。對於海峽彼岸的大陸政權來說，其中應該有個教訓可汲取的。
摘自《台灣為何教我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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